移民在英国社会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，如前首相布莱尔所言，移民对于英国的经济发展是“绝对必要的”。在2003年之前，威斯敏斯特公爵的财富多年来稳居英国财富榜首位，2004年，俄裔石油巨头阿布拉莫维奇打破了公爵的垄断地位，而从2005年开始，来自印度的钢铁大王米塔尔又取代了阿布拉莫维奇的地位。在一般工作岗位上，2007年6月，全英总工会的报告称，如果没有移民工人，诸如餐饮服务业、蔬菜瓜果采摘业、鱼肉类屠宰与包装等行业将无法维系。在文学领域，拉什迪、奈保尔和石黑一雄等移民作家屡获国内和国际文学大奖。而据《经济学人》在去年伦敦奥运会之前的报道，近25年来，因为空前数量的外国人来到伦敦定居、工作或投资，伦敦已经成为比纽约更为多样化和有活力的城市。
但移民给英国带来的不只是贡献，也带来了相当多的经济、社会乃至政治难题，其中最为突出的是恐怖主义威胁的上升。事实上，此次的街头恐怖袭击并非孤例，而是继2005年7月伦敦地铁大爆炸、2006年8月英美航线未遂爆炸案和2007年伦敦和苏格兰格拉斯哥汽车炸弹恐怖事件之后，英国近年来发生的又一起和移民相关的恐怖袭击事件。
此次，28岁的主犯迈克尔·阿德波拉杰在英国土生土长，表面上看是一个已经适应了英国生活方式的基督教徒，经常穿着运动服，热爱足球，是托特纳姆队的球迷，喜欢喝啤酒。但实际上他在2003年后开始变得越来越极端。
部分年轻移民的极端化倾向，是英国移民政策面临的一个重大挑战。这一点乍看起来让人难以置信：这些年轻人出生在英国，和父辈作为第一代移民辛苦谋生不同，他们衣食无忧，又在一个崇尚自由民主的社会长大，理应温和自信，又怎么会极端呢？但细想起来，这种变化又是有迹可寻的：第一代移民到英国主要是为了提高生活水平，并让后代有优良的教育机会，虽然入了籍，但他们在内心深处的认同很多时候仍然是原来的母国；二代移民就不同了，他们一方面受到英国社会主流价值观的影响，另一方面在家庭生活中熏陶的另一套价值和文化又挥之不去；他们希望融入英国社会，但肤色、语言和生活习惯的差异又让这种融入不是那么容易，而且显然，他们也不可能回到父辈的母国。这样一种认同危机和个人遭遇上的无能为力，就成了极端化最有利的温床。
因此，英国移民政策的重大考验，不仅表现在如何保障移民享有平等的就业、教育、医疗等类似技术性的问题上，更高一个层次的难题是，如何化解两种根本不同、乃至敌对的价值观之间的矛盾。而这个问题，就牵扯着如何看待英国战后执行多年的多元文化政策。
从世界范围看，在对待外来移民问题上，一般有四种政策：第一种是单一文化政策，基本不接纳移民，这以日本为代表；第二种是熔炉政策，以美国为代表，无论是来自何处，都要认同美国的核心价值；第三种是德国近年来实行的领头文化政策，也就是一个国家里的不同族群可以有各自的特征，但是必须支持作为社会基本核心概念的领头文化；第四种就是英国、加拿大、澳大利亚等国实行的多元文化政策，这种政策鼓励移民保留自身的文化特色，并在很多方面给予照顾。
英国多元文化政策的形成，跟二战后左翼思潮的兴起和对从前殖民统治良心上的歉疚有关。在这种政策的推动下，英国在二战后简化了难民管理程序，缩短了审批周期。移民来到英国之后，可以不用讲英语，也可以完全按原有的方式生活。学校的宗教教育设立了基督教、犹太教、伊斯兰教和锡克教等多种宗教；穆斯林女生可配戴不与校服颜色相冲突的头巾；英国部队的穆斯林现役军人可保留短胡须等等。很多都是在西方国家也是首例。
但过分讲究多元的后果，是很多少数族裔的孤立发展，不同种族的人们在同一个地区各自过着平行的生活，这在事实上阻碍了融合。
2005年伦敦地铁爆炸案后，英国开始对多元文化政策进行调整，提高了移民的门槛。2011年2月，英国首相卡梅伦明确表示，英国必须放弃失败的多元文化主义，取而代之的是坚决捍卫自由的西方价值观。事实上，荷兰和德国都在近年明确放弃了多元文化政策。或许就像美国政治学家弗朗西斯·福山所说：自由社会拥有自身的价值观念，那就是个人的同等权利和尊严。那些不接受这些前提的文化在自由民主社会就不配得到平等的保护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