潘石屹“越洋捐赠”，陈氏兄弟豪赠哈佛，都是中国富人，都是捐赠国外高校，也正因这些关键词，它迅即引起热议。美国名校捐款者既有富豪校友，也有来自全球的富商们。在“精英治理”占统治地位的美国社会，名校校友间动辄相互扶持、提携，对社会资源的隐形垄断也如影随形。
美国大学基金会运作机制成熟、透明化
据哈佛相关方面介绍，陈氏家族承诺捐赠的3.5亿美元，将用于帮助发现和推动应对全球流行病等方面的研究。这表明，陈氏家族不是捐钱给大学盖大楼，而是用于前瞻性地解决人类社会发展面临的挑战。解决这样的问题，需要的是持续多年的研究，也源于此，捐款使用的透明化就成了保障捐赠人捐赠目标实现的重要手段。而当下，国内高校的基金会善款使用，给社会的感觉还是用于盖大楼、奖学奖教、学术交流与开会，而不是学术研究，这也是中国大学基金会亟须通过透明化运作来改变的。
近年来， 美国大学的捐款基金(endowment fund)越滚越大，不仅规模大， 而且回报增长率甚至超过其他类型的基金。其中，哈佛大学和耶鲁大学的捐款基金最为出色。截至最近的财政年度，哈佛捐款基金共管理340亿美元，位于美国高校第一。而耶鲁大学捐款基金规模是225亿美元，处于第二位，但其增长率却为28%，名列大学捐款基金的第一名，超过哈佛增长率约5个百分点。尤其是耶鲁大学作为2006年就进入中国股市的QFII(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)，其投资之道值得国内投资人学习和揣摩。
在美国，大学捐款基金属于非营利组织，不用交税，政府对资金使用没有比例限制。另外，捐款基金每年公布一次财务报告，没有其他基金每个季度公布报告的压力，故大学捐款基金可以着重长期投资。
美国大学多为私立，擅长“公司化筹款”
对美国私立大学而言，社会捐赠是其筹款的主要渠道。全美10所获得捐款最多的大学中，9所为私立大学。为了生存，各私立大学往往会在筹款方面使出浑身解数。
在美国，校董会、校长和教授共同承担大学的治理责任。校董会是最高权力机构，实行公司化管理，主要通过筹措资金、批准学校预算及物色任命校长等途径为学校的发展“掌舵”。公司化管理的好处在于能更专业地“敛钱”、更透明地“花钱”。像哈佛，拥有北美最古老的校董会，也是美洲现存较早的公司。
在大学内，作为校董会资深成员的校长，筹资能力极为重要。学术事务的管理则主要由教授组成的学术评议会完成，在预算制定和具体开销方面拥有相当大的发言权。如果教授们感觉意见未被尊重，还可联合起来把校长“炒掉”。这种分工协作的资金运作模式，也保证让捐款能通过学术活动实现特定的公益性目标。
与母校“有感情”且事业有成的校友、院友们，则是重要的筹资对象。在激烈竞争下，有的学校不惜鼓励跨学院募集，成立海外校友会，以专业团队负责海外“金主”的劝募。此次陈氏集团给哈佛公共卫生学院的捐款，亦是循此途径。
同时，就像僧人往往托钵行脚接受布施一样，大学在接受捐款后对应的“礼数”也不可少。让捐款人感到荣耀，才可能产生“大家一起捐”的示范效应。为动员校友们的积极性，美国大学一般都设有校友会及从校友中遴选产生的监察委员会，“巡视”和监督学校发展。对大笔捐款，冠名权和成为校董也是理所当然的。如哈佛大学较早就叫“新学院”，后来为感谢牧师约翰•哈佛的捐赠才改名为“哈佛学院”。
当然，美国私立大学竞相争夺社会捐赠的背后，也有很多问题。在“精英治理”占统治地位的美国社会，名校校友间动辄相互扶持、提携，对社会资源的隐形垄断也如影随形。
